戏曲服装:时间带不走的华丽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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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器官在接受外部色彩刺激产生直觉映像的同时,也会自动地引发出对应的思维活动,如情绪、感情、精神、行为等。人们对色彩的各种记忆、想象、判断都是伴随着色彩心理的体验状态而形成的。构成色彩心理活动的基本方面——色彩表情、色彩联想、色彩象征,深刻表现出色彩心理现象的实质及在艺术创作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对于色彩的表情,康定斯基说:“即使不画出某些色彩的形状,也能创造出有意义的真实来。”


对于色彩的象征,是由于身处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历史、宗教、阶层等背景中的人们对色彩的想象、需求和理会迥别,于是,赋予它的特定涵义及专有表情也就各具意蕴。


对于色彩的联想,如人们看到橙色就会想起自然界中的火、血、太阳,由此诱导出深层的理性思维活动,如橙色所蕴涵的辉煌、壮丽、热情、温暖等意象。色彩的联想还与个人的诸多素质影响有关,橙色:天真烂漫的儿童会想到香橙、柿子等具体色彩特征鲜明的东西;情窦初开的青年人面对橙色,想到热情、温暖情感色彩浓郁的事物;饱经沧桑的老人会想到壮丽、忍耐精神色彩清晰的概念。


对于戏曲服装的色彩,绮丽而玄奥,它附着奇特的款式再配上工艺上的铺锦列绣,显示出“错彩镂金、雕馈满眼”的装饰色彩之美。

戏曲服装分为上五色和下五色。上五色是:红、绿、黄、白、黑;下五色是:紫、粉、蓝、湖、秋香。这些颜色与色光中的颜色是不同的。红指大红;绿是老绿,是蓝、黄相加的间色;黄指明黄;白中性色;黑中性色;紫指紫红,属于红、蓝相加的间色;粉指粉红,是红、白相加的间色;蓝是深蓝;湖是湖蓝,是蓝、白相加的间色;秋香类似橄榄绿是复色。


戏曲服装的用色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01表现等级。

在这方面,戏曲服装受明代生活的影响较多。明代法律规定,民间“不许用黄”,文武官员的公服,一品至四品服绯,五品以下服青、绿(《明史·舆服志》)。戏曲服装基本上也是如此。黄色(正黄或明黄)为帝王专用;其他颜色中又以红为贵重,紫是红的补充;其次为绿、蓝;黑色最卑微,故驿丞、门官穿的“青素”,穷途潦倒的书生穿的“富贵衣“,家院穿的“海青”,衙役穿的“青袍”,贫妇穿的“青衣“,都用黑色。这只是从表现等级的角度说的,换一个角度,如表现人物的气质时,黑色又有不同的含义了,它可以表现刚正,也可以表现粗犷,等等。

02表现风俗

红色一般作为华贵的颜色,但在喜庆场面出现时,又反映了我国风俗的特点。戏曲舞台上临刑的犯人要穿素红色的罪衣罪裤,监斩官要穿红官衣、红斗篷,这也是风俗的曲折反映。杀人是大凶事,为了避凶邪、图吉利,故必须用红。白衣在中国风俗中是哀悼之服,剧中死者的亲属多衣白,或在头上缠一白布以表示。这是指素白。至于带有花绣的白蟒、白靠、白箭衣则又不限于此了。

03表现情境。

如《林冲夜奔》中的林冲,按昆曲的扮法,戴青素罗帽、穿青素箭衣,一身黑。这里用黑色,不是要表现贫困或卑微,而是要突出一个“夜”字。后来杨小楼做的青素箭衣,用青绒代替青缎,吸光性能好,显得更黑,强化了对秘密夜行情境的刻画。

04表现心理、气质。

舞台上小生、小旦所扮的年轻角色,服装多用鲜艳、明亮的色彩,这是符合一般青年心理的。但同样是年轻人,又要通过色彩来表现不同的精神气质。所以梅兰芳说,《游园惊梦》里的杜丽娘,是宦门少女,衣服应该漂亮,但她又是一个才女,“在漂亮之中,颜色还要淡雅”。戏曲舞台上有不少扮相的用色是受了小说描写的影响,但这些扮相能够长期流传,也同它比较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分不开的。如关羽,在北曲杂剧中原是勾红脸、穿红袍的,到了明代的弋阳腔中才改为红脸、绿袍。这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这个改变很有意义。红脸红袍的处理给人以火爆的感觉,适合于孟良一类人物;改为红脸绿袍,才有助于表现关羽能文能武、亦智亦勇的性格特点。

05表现舞台整体效果的美。

我们常见舞台上演出兀帅升帐的场面时,一群大将穿着不同色彩的靠。如要一一追究为何甲穿红、乙穿绿、丙穿白、丁穿黑,不一定都能找到某种特殊根据。实际上,这也是要通过靠的不同颜色,使舞台色彩丰富,观众看得“亮眼”,也能为元帅升帐制造一定的气氛。

早期的戏曲不是这样的,往往一台大将都穿相同的服装。

如明代演北曲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上场二十员将官,不但服装相同,连戴的髯口、带的武器也都一样。这种手法到了后来的戏曲演出中,就只用于士兵、衙役、校尉、宫女了。这是表现舞台整体色彩效果的两种基本手法:前者是通过强调特点美来表现,后者是通过强调整齐美来表现。这两种手法,往往交替使用,并以整齐美来衬托特点美。

如演《两将军》,张飞一身黑,马超一身白,这是特点美;而双方的士兵们则各自用了整齐美,以使两员主将更显突出。当然,所谓特点美与整齐美,都是相比较而说的。


如士兵们的服装,就它们本身来说,其色彩与样式是一种整齐美,但当它同龙套、宫女们的整齐美相比时,又各自显出它的特点美来。


花纹在戏曲服装中不仅仅是一种美饰,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戏曲服装中的装饰主题之一的“蟒”,就是封建权威和尊严的象征。在实际生活中,蟒是无角无爪的蛇样的动物,但在明代服饰中的蟒纹,已是有角有爪、已类龙形了,与龙相比只少一爪。在封建时代,戏装中不允许用龙,故以蟒代替。现在则是龙、蟒并用。

  • 另一个装饰主题是凤。由于古代传说中凤,为鸟中之王,故在戏装中凤与龙(蟒)相结合,同为统治权的象征;后妃服饰多用凤。但凤不像龙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民间也用得很广。它同太阳、牡丹等相结合,可以象征光明、和平、幸福和爱情,所以戏曲从头饰到服饰,对凤纹用得不少。

  • 武将的开氅、褶子多用虎、狮等兽纹,是象征角色的勇猛。文生的褶子用梅、兰、竹、菊等,也常同他们的身份、气质有某种联系。

  • 谋士则用太极图、八卦来象征其智慧或道术。其他如蝙蝠纹、如意纹、寿字纹等则象征吉利。

一些纯装饰性的纹样一般不作主体。在纹样的布局上,又有满、团、边、角、折枝等多种。现在满地纹绣的服装只有蟒、靠、宫装等,褶子、帔等多在团、边、角上发展。


中年以上多用团花,青年则多用边花、角花、折枝花。纹样可以赋予服装以一定的含义,并增添其美感,但用之不当,适得其反。


所以,优秀演员不但对服装的样式和色彩的选择是严格的,在用不用花纹和如何用花纹上也十分讲究。有些角色应当穿素的,就决不搞花绣。


盖叫天的《粉墨春秋》上有个例子:旧时有个剧场老板嫌武松穿一身黑,不漂亮,要垫本钱给武松“换一身蛋青的绸面上绣狮子滚绣球的褶子和裤衣“,结果遭到盖叫天的拒绝。如果武松穿了这类花褶子,岂不成了西门庆。

梅兰芳演《金山寺》的白娘子,曾经用过三套不同花纹的白色衣裤战裙:一套是满绣黑线连环古钱纹,一套是绣大八团花,一套是绣三蓝小折枝花。经过演出实践加以比较,他认为“古钱纹的一套,显得黑压压地罩住子全身,把白色的光彩都有些冲淡了,并且钱纹也呆板,没有什么仙气。大八团的一套,有点老气横秋,倒有些伍子胥、薛仁贵穿的白箭衣的味道“,还是绣的“三蓝小折枝花的样子最好“。梅兰芳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花纹的结构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还能变更质地颜色的效果。“(《梅兰芳谈舞台美术》)这是很对的。


京剧《金山寺》

另外,服装的质料,也能影响舞台的色彩效果。各种丝织品和棉织品,由于有明暗不同的质感,可以丰富舞台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它们之间也可以互相衬托,使华丽与纯朴都能得到加强。所以不能轻视棉织品的运用。过去昆曲就比较严格,该穿布的决不穿绸、穿缎。


总之,戏曲服装的色彩归纳起来,首先色彩鲜明、悦目、刺激、活泼。第二强调色彩装饰美的内涵,色彩标志性强。


鲜明的色彩,强烈的色彩对比,表现了身份鲜明、性格鲜明的戏曲人物外部形象。